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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光為何在《資治通鑒》中給唐高宗戴宅男高帽

  唐高宗李治到底是不是宅男?不消說了,肯定不是。翻開唐書,有這樣一句話:“永徽之政,百姓阜安,有貞觀之遺風。”永徽是唐高宗的年號,史學家能夠將其跟貞觀之治放在一起給與評價,怎么樣?夠給面的吧。事實上,唐高宗的政績,可以簡單概括為“奪權、寬律、征戰”六個字,說他是宅男,有點冤。

  那么,唐高宗的宅男帽子最早是誰給戴上的?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評價唐高宗,用了“昏懦”一詞,恐怕是始作俑者。盡管現代意義上的“宅男”并非就一定“昏懦”,但在中古時期,一個大男人若被人稱為“昏懦”,和敝在家里不出門大概意思也差不多。其后,無論是正史、野史,還是民間傳說、影視戲說,對唐高宗的宅男之評大多來源于老司。我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許多歷史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,原因就在于某些歷史被后來人為服務當時當事而加以篡改了。是故,閱讀和考證歷史絕不能單憑某個史家的記錄,而應該結合不同時期史家的記錄加以綜合分析,以辨其真偽。就唐高宗來說,司馬光給其戴宅男帽子,性質是一樣的,時代需要,政治需要,個人需要。

  唐高宗最被后人所詬病的是與庶母武則天通奸,并放縱武則天擅權。這在強調人倫正統的司馬光等人眼里,是絕對不以為然的。特別是武則天擅權此節,他在《資治通鑒》里舉了兩個例子,一是麟德元年(664年),每逢上朝,武則天都垂簾于后。無論政事大小,高宗都會與她商議,中外謂之“二圣”。二是上元元年(674年)以后,皇帝稱“天皇”,皇后稱“天后”。以此來武斷地認為唐高宗太“宅男”,顯然站不住腳。因為此時距高宗撒手人寰還有約十年,這種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有意而為的。北宋是個道學萌生并逐漸流布的時代,加上司馬光親身經歷過劉太后(宋真宗后)、高太后(宋英宗后)的臨朝稱制,自然要不遺余力地丑化武則天,警示執政的太后們不要妄想當宋代的“武則天”,連帶著就不能不矮化唐高宗:不爭氣的兒子,懦弱的丈夫。所謂“資治通鑒”之名,就來自于“有鑒于往事,以資于治道”,其用意不言自明:時代需要也。

  矮化唐高宗的第二個原因,可能跟長孫無忌被貶有關。長孫無忌是永徽之初的一代權臣,還是唐高宗的親舅舅。我們知道,唐宋這兩個朝代,經常發生皇權與相權之爭,不是西風壓倒對方,就是東風壓倒西風,唐代尤甚,宋代要好一些。唐高宗與長孫無忌之間的權力斗爭就屬于此列,最終,長孫無忌失敗了,被貶至外地,后自殺而亡。司馬光等宋代士大夫站在為臣子的立場,自然希望皇帝最好是個擺設,好讓大臣一展抱負,實現“修齊治平”的儒家理想,所以要矮化唐高宗,說他是“昏君”,意在為長孫無忌鳴不平,實際上,這也是說給宋代皇帝與太后聽的。他在“元祐更化”中主持國政的所作所為,幾乎和長孫無忌擁有的權力一個樣。

  第三個原因,可能就是嫉妒了。倒不是司馬光自己嫉妒,而是準確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北宋皇帝們的嫉妒心理,通過矮化唐高宗,好讓皇帝們心理平衡一些。司馬光服務過四個皇帝,歷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這四個皇帝在軍事上都不怎么樣。唐高宗的軍事成就就不同了,滅了西突厥與高句麗,順帶還壓制了日本的氣焰,換來了中日千年和平。單從征伐高句麗的戰果來說,太宗李世民曾親征卻徒勞無功,后來高宗先后派大將蘇定方、李績(即李世績)、劉仁軌以及薛仁貴經略遼東,最后兵圍平壤,滅了高句麗,并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。顯然,唐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。而宋仁宗之后的幾個皇帝可沒有完成太祖、太宗的夢想,不嫉妒也難。

  在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里,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,那就是在百般矮化唐高宗的同時,在善于納諫這一條上卻盡情地贊揚了唐高宗。比如,他記載了這樣兩件事,頗值得玩味。第一件事:有一次,唐高宗出外打獵遇雨,就問臣下:“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樣才能不漏一點水?”臣下說:“要是用瓦做,就不會漏雨了。”言外之意,是不應出來打獵游玩。唐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。第二件事,顯慶元年(656年),唐高宗再次征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。大臣來濟指出:過多的勞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負擔,出工則誤農時,出錢又花費很多,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發。高宗虛心采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