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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末人食人的可怕事件:竟將活人粉碎作軍糧!

  在原始蒙昧時代,或封建社會的早期,以及現在還處于野蠻狀態的未開化部落里,用活人作為祭祀品,然后分而食之;或將擄掠俘獲的敵人,殺來吃掉的習俗,是屢見不鮮的。

  這種食人惡俗,至今還流行于西非和中非,及南太平洋群島。據說,蘇門答臘的巴塔克人,在由荷蘭人完全控制以前,還在市場上出售人肉。而打了勝仗的毛利人,將戰斗中死去的人的尸體切碎,擺出人肉宴席,也是常見的。但是,社會進入文明狀態以后,這種駭人行徑,已普遍被視為反人類的罪惡。

  中國雖稱作文明古國,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,卻一直有持續不斷的不文明的食人記錄:

  《管子·小稱》載:“夫易牙以調和事[齊桓]公,公曰:‘惟蒸嬰兒之未嘗。’于是,蒸其首子而獻之公。”為了討君王的歡心,這位極善烹調,后來被視為中國廚師開山之祖的易牙,竟把自己的兒子弄死。精心做了一道菜,端到宮殿上去。

  暴虐的紂王,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個家伙,曾經將姬昌[周文王]拘押在羑里,為了測試其忠誠度,將他的一個兒子宰了,剁成極細的醢(也就是肉糜),包在餅里,而姬昌居然一點不動聲色地,將這人肉餡兒餅,全部吃了下去。

  三國時劉備落難,逃到山村里,一位老鄉聽說他是皇叔,沒有什么好招待的,連忙把老婆殺了,割下肉來炒了一盤菜,讓劉備充饑。第二天離開時,才發現那個可憐的女人,像宰殺的豬那樣,還在廚房里掛著呢!

  想不到進入九世紀以后的唐代,白居易《秦中吟》,其中之七《輕肥》,竟出現了“是歲江南旱,衢州人食人”句。中國人愈益文明發達的同時,將人食人的丑惡現象寫到了詩里,那真是夠嚇人一跳的。

  《新唐書》卷192,寫安史之亂時,睢陽被圍:“[張]巡士多餓死,存者皆痍傷氣乏。巡出愛妾曰:‘諸君經年乏食,而忠義不少衰,吾恨不割肌以啖眾,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?’乃殺以大餉,坐者皆泣。巡疆(強)令食之。[許]遠亦殺奴僮以哺卒,至羅雀掘鼠,煮鎧弩以食。”“被圍久,初殺馬食,既盡,而及婦人老弱,凡食三萬口。人知將死,而莫有畔者。城破,遺民止四百而已。”

  無論有多么正當理由,一座三萬人口的睢陽城,吃到最后,只剩下四百來人。讀到這里,那昏天黑地之感,壓迫得連血管里的血液,都會凝滯住的。可在史官筆下,一聲“止四百而已”,就了事了。文人們能以如此平靜的筆調,寫出這段慘絕人寰的悲劇,真讓人為之氣殪。張巡堅守睢陽,直至城破被俘,不屈而死,其英名千古長存,其氣節青史流芳,那是毫無疑問的。但是,對于圍城的最后階段,這種大規模的自相殘殺,以人果腹的現象,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,絕不能視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做法。

  因為具有“正義”的堂皇理由,就可以為所欲為地作出反人類的罪行嗎?《資治通鑒》卷220載:“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,與其食人,曷若全人。”說明當時,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。清代的王夫之說:張巡“捐生殉國,血戰以保障江、淮”的功績,“出顏杲卿、李澄之上”。但是,他更認為,“守孤城,絕外援,糧盡而餒,君子于此,唯一死而志事畢矣”,“過此者,則愆尤之府矣,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,無論城之存亡也,無論身之生死也,所必不可者,人相食也”。

  所以,他的結論:“其食人也,不謂之不仁也不可。”(《讀通鑑論》卷23)王夫之發出這樣正義的呼聲,對這位遠遁湘西四十年,筑石室著書而不仕清的明遺民,更多了一份崇敬。堅貞不屈的他,似乎應該贊賞這種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而作出的犧牲。但他卻譴責了這種賊仁戕義的食人現象。如果連最起碼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話,人性泯滅,獸性張揚,這世界還有什么希望呢?

  但是,回顧歷史,唐以后的宋,宋以后的元……人食人的可怕事件,仍是層出不窮,這實在是中華文明中極不光彩的一頁。

  北宋末,“靖康丙午歲,金狄亂華,六七年間,山東、京西、淮南等路,荊榛千里,斗米至數十千,且不可得。盜賊、官兵以至居民,更互相食。人肉之價,賤于犬豕,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,全軀暴以為臘。老瘦男子之‘饒把火’,婦人少艾者,名為‘不羨羊’,小兒呼為‘和骨爛’,又通目為‘兩腳羊’……殺戮焚溺饑餓疾疫陷墮,其死已眾,又加之以相食,杜少陵謂‘喪亂死多門’,信矣,不意老眼親見此時,嗚呼痛哉!”(宋?莊綽《雞肋編》卷中)

  元末,“天下兵甲方殷,而淮右之軍嗜食人,以小兒為上,婦女次之,男子又次之。或使坐兩缸間,外逼以火。或于鐵架上生炙。或縛其手足,先用沸湯澆潑,卻以竹帚刷去苦皮。或盛夾袋中,入巨鍋活煮。或刲作事件而淹之。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,婦女則特剜其雙乳。酷毒萬狀,不可具言。總名曰想肉。”(元?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》卷九)

  明末,“蜀大饑,人相食。先是丙戌、丁亥,連歲干涸,至是彌甚。赤地千里,糲米一斗價二十金,蕎麥一斗價七八金,久之亦無賣者。蒿芹木葉,取食殆盡。時有裹珍珠二升,易一面不得而殆;有持數百金,買一飽不得而死。于是人皆相食,道路饑殍,剝取殆盡。無所得,父子、兄弟、夫妻,轉相賊殺。”(清?彭遵泗《蜀碧》卷四)

  一直到清末,食人風仍不絕如縷,20世紀初葉,辛亥革命前夕,與秋瑾同時起義的革命團體光復會人徐錫麟,行刺滿清政府安徽巡撫恩銘,率領學生軍,攻占軍械局,彈盡被捕,最后,慘遭殺害。心肝竟被恩銘衛隊的鷹犬們,挖出炒食,慘不忍睹。

  從以上的例證來看,不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:在封建王朝的全部歷史中,凡是標明為“末”的時期,都存在著農民起義和統治者不甘心退出舞臺而瘋狂鎮壓的對峙局面。無窮的戰亂,無盡的天災,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毀滅性瘋狂,就構成了中國人苦難的歲月。

  雖然,總的來說,人類進步文明,社會發展成熟,是歷史的大趨勢,是不會倒退的。但是,在前進的過程之中,并不意味著不再出現倒退和逆轉的可能。值得我們慶幸的是,食人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,終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。否則就果如唐太宗時魏征駁斥封德彝所言:“若謂古人淳樸,漸至澆薄,則至于今日,當悉化為鬼魅矣。”

  所以,長達四千多年的封建統治,這種人食人的惡本質,已經陰魂不散地潛藏在中國人遺傳基因之中。一有得以釋放出來的機會,余毒尚存,又會產生出新的食人族。20世紀六七十年代,“文革”狂飆弄得神州快要陸沉之際,被蠱惑起來的惡,壓倒良知,壓倒理智,壓倒最起碼的善以后,不也發生過“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”累累惡行嗎?

  在中國人所經歷過的許許多多苦難之中,最大的苦難,莫過于人食人,而所有發生在王朝末代的這類人間慘劇,莫過于唐末。而在唐末,所有食人者,又都比不上以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軍。

  他在失敗前夕包圍陳州近一年時間里,采用過的機械化方式,將活人粉碎,以人肉作軍糧,供應他圍城部隊,以保證他起義軍的戰斗力,創造了前無古人,后無來者的人食人紀錄。

  這一份駭人聽聞的食人紀錄,既是中國之最,大概也是世界之最。

  按照歷史教科書,黃巢是農民革命領袖,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,是推翻封建統治的行徑,那是具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,是毫無疑問的。但若是以毛澤東提倡的兩分法的觀點看,不那么以偏概全,不那么一白遮百丑,而取實事求是精神,這位革命領袖在荼毒非統治階層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,歷史上那些聲名狼藉的屠夫,比之于他,都望塵莫及,甘拜下風。在一部《二十四史》中,只有他能夠用“敲骨吸髓”四字,形容他的食人的殘殺方式。

  據唐代張鷟的(朝野僉載):“隋末荒亂,狂賊朱粲起于襄、鄧間,歲饑,米斛萬錢,亦無得處,人民相食。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,可二百石,煮人肉以餧賊。生靈殲于此矣。”

  據《舊唐書》:“賊首(秦宗權部),皆慓銳慘毒,所至屠殘人物,燔燒郡邑。西至關內,東極青、齊,南出江淮,北至衛滑,魚爛鳥散,人煙斷絕,荊榛蔽野。賊既乏食,啖人為儲,軍士四出,則鹽尸而從。”

  無論是黃巢以前的朱粲,用二百石銅鐘煮人肉,還是黃巢以后的秦宗權,腌人尸作隨軍糧糗,都比不上黃巢。

  “[黃巢]賊圍陳郡三百日,關東仍歲無耕,人餓倚墻壁間,賊俘人而食,日殺數千。賊有舂磨砦,為巨碓數百,生納人于臼碎之,合骨而食,其流毒若是。”(《舊唐書》卷150下)

  到底黃巢這座食人工廠,一共吃掉多少人,史無記載。但據史書,他“圍陳州,營于州北,立宮室百司,為持久之計”。看來,他從長安城里的龍椅上滾跌下來,意猶未盡,沒有過足皇帝的癮,干脆在此再成立一個臨時朝廷,好“唯辟作威,唯辟作福”一番。中國封建社會能遷延數千年之久,毛病就出在這里,農民革皇帝的命,不過是革掉了皇帝以后,他來做皇帝而已。

  但是,這位皇帝要養活自己的文武百官,和數萬名為他打陳州的起義將士,持續三百天,按最保守的估計,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張巡守睢陽城時的被食人數。

  “舂磨砦”的發明權,不是黃巢,應該屬于朱粲,名稱略不同,叫“搗磨寨”。黃巢圍陳州,他已預感到,自己的喪鐘快要敲響。一個知道死神即將來臨的賭徒,還有什么籌碼不敢推到賭桌中央呢?于是,將朱粲的食人法,光而大之,數百(一說三千)巨碓,同時開工,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,流水作業,日夜不輟。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,無論男女,不分老幼,悉數納入巨舂,頃刻磨成肉糜。陳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,擴大原料供應來源,“縱兵四掠,自河南、許、汝、唐、鄧、孟、鄭、汴、曹、徐、兗等數十州,咸被其毒。”這位革命領袖大規模吃人不吐骨頭的行徑,其野蠻,殘酷,恐怖,駭人聽聞,即使以唯物史觀判斷,也很難再冠以“革命”二字來美化他了。

  當然,“革命不是請客吃飯”,在鐵與血的較量中,你不能將敵人消滅,對手也會將你毫不留情地除掉。所以,歷代農民鋌而走險,反抗強大的統治者,起義軍的頭目,無不殘忍野蠻,無不殺人無算。但是,像黃巢以人肉為糧糗的惡行,絕非一般意義的戰場上的較量,而是人性滅絕的屠殺。

  這位革命領袖從長安退出來以后,“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驅,擊蔡州。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;賊進攻其城,宗權遂稱臣于巢,與之聯兵。”結果,他沒想到,碰到了陳州這個硬釘子。“孟楷既下蔡州,移兵擊陳,軍于項城;[陳州刺史趙]犨先示之弱,伺其無備,襲擊之,殺獲殆盡,生擒楷,斬之。巢聞楷死,驚恐,悉眾屯溵水,六月,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,掘塹五重,百道攻之。”不下,不但不下,趙犨“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,破之。巢益怒……”(《資治通鑒》唐紀卷七十一)這里所說的“怒”,表明這位革命領袖精神狀態,已經接近瘋狂。

  讀中國史,農民造皇帝的反,確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動力。但在爭奪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領袖人物,不管是成功的,還是不成功的,真正出身于農民階層者,真正“鋤禾日當午,汗滴禾下土”勞動者,是并不多的。通常,都產生自農村中好逸惡勞的躁狂一族,也就是農村流氓無產者。由于他們具有堅定的“革命”性,野蠻性,破壞意識,盲動力量,亡命的痞子精神,所以,很容易在斗爭中脫穎而出。

  而黃巢,更屬于這類痞子中訓練有素的亡命徒、急先鋒,起義前,他就是一個私鹽販子,起義后,追隨的那個渠首王仙芝,也是一個私鹽販子。鹽作為封建王朝重要稅收來源,歷來統治者對其生產銷售的管制,采取極嚴密的措施。然而,極大的利潤,自然誘發極大的冒險;而極強的鎮壓,也就難免遇到極強的反抗。所以,私鹽販子干的是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,以生命為賭注的危險行當。殘忍,狠毒,亡命,冒險,破壞,毀滅,嗜殺,劫掠,便成為職業習慣。

  暴虐趨于極端,與瘋狂無異。所以,食人,又算得了什么,如果黃巢需要這樣做的話,連眼皮也不會眨一下的。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來,從官方史書,到稗官野史,所有描寫黃巢的章節,看不到他的一生,曾經有過任何人性流露的緣故。

  無論正史,野史,對于黃巢的評價全是負面的。可近五十年來,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,那是封建統治者站在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上,對于農民革命運動及其領袖人物的誣蔑。無論如何,農民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。然而,若是從黃巢之亂的唐末起,至五代,至北宋,至南宋,中華民族的總體國勢,一直處于不斷削弱的過程之中,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。因此,不禁疑問,黃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這場農民革命運動,究竟對歷史起到了推動作用,還是起到了促退作用?對中華文明起到了張揚作用?還是起到了戕害作用?作實事求是的考查,平心而論,答案必然是否定的。

  都張開大嘴食人了,還有什么“革命”意義好講?難道因為他反對封建統治,披上一件紅色的“革命”外套,就能把他像野獸那樣以人為食的舉世大惡,忽略不顧嗎?

  即使退一萬步,領袖也是人,作為一個人,按王夫之老先生說,“其食人也,不謂之不仁也不可”,那么,加之于這位私鹽販子黃巢頭上的光環,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。

  像這樣經不起唯物史觀實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“革命”領袖,又豈止黃巢一人。其實,據史書有關黃巢的行狀,這位“革命領袖”,可算是一個乏善可陳的人物。

  姚雪垠作長篇小說《李自成》,拔高這位明末的類似黃巢的“革命領袖”,不管是為了迎合討好,還是胡謅八咧,竟然有了一點與毛澤東軍事思想合拍的游擊戰略。這位私鹽販子以“流寇”起家,短期內也取得過天下,甚至比李自成坐龍椅的日子多得多。應該懂得,“流”,是他們這支起義軍的生命線,只有“流”,才有可能在統治者的縫隙中求得生存空間。最后,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陳州搞開了陣地戰,壁壘戰,圍城戰,不是存心找繩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嗎!

  因此,這位先生,一、文不成,始終是一個不及第的秀才;二、武不就,圍三百日食人無算拿不下陳州;三、想被招安,討價還價總談不攏條件;四、想當皇帝,進了長安連板凳也未坐熱,又卷鋪蓋去當“流寇”。是一個基本沒有做成什么,或從來沒有做好什么的,讓人無法講出特點和長處的半吊子。

  不過,也許他可算是一個詩人。

  清代編纂的《全唐詩》,收詩近五萬首,錄有他的詩作三首。因為在中國,不光唐朝,歷代之君,都有愛寫詩的雅興。有的寫得很好,有的寫得很屁。黃巢的詩,屬于后者。《全唐詩》,書名有個“全”字,自然要收黃巢的詩,不過占總量的萬分之幾,說得過去。解放后,社科院文研所編的,收詩六百三十首的《唐詩選》,對他破格相待,與王勃、宋之問、王之煥、賀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選兩首的規格,很顯然,編委們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,出于階級感情之抬舉了。在中國詩史上,從來沒有黃巢的份,直到解放后,才獲得革命詩人這頂桂冠。這就是中國人的習性了,喜歡傾斜,一傾斜,臭狗屎也能變成香餑餑,何況黃巢的詩,總還算得上合轍押韻,四平八穩呢!

 

  其中一首《菊花》:“待到秋來九月八,我花開后百花殺,沖天香陣透長安,滿城盡帶黃金甲。”這首詩,更像打卦問卜的籤詞,既有預言的神秘感,也有不第秀才的騰騰殺氣。果然,應了這首詩的讖言,他第一次進長安,還真是什么花都“殺”,連菊花也“殺”光的冬天。

  我估計這首《菊花》詩,應該是在公元880年左右,他挺進中原,直奔洛陽,西岳在望,臨潼不遠,都城長安已成為他囊中之物時寫出來的。黃巢第一次進長安,是一個應考的舉子;如今,第二次進長安,就是等著當大齊王朝的新科皇帝了。他曾自號“沖天大將軍”,以及這首詩中“沖天”詞語,現在他可以躊躇滿志地說,那個不讓他科舉及第的唐朝之天,馬上就被他沖破了。

  黃巢能有這一天,第一,他得感謝唐王朝進入末期的倒行逆施,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,使他有了造反的群眾基礎;第二,他得感謝統治集團的腐敗,無能,渙散,失控,無法形成合力,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間。黃巢揭竿以后,先投奔王仙芝,王兵敗被戮,王的二把手尚讓,率余部與黃巢會合,就這樣,漸漸壯大起來,成了氣候。

  黃巢的人馬,在官方的史志中,通常稱之為“流寇”,這個“流”字,倒頗為準確地描寫了他們在各個節度使的夾縫中,從中原“流”到嶺南,又從廣州“流”到洛陽的征戰過程。

  公元879年,“黃巢北趣襄陽,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。賊至,巨容伏兵林中,全晸以輕騎逆戰,陽不勝而走,賊追之,伏發,大破賊眾,乘勝逐北,比至江陵,俘斬其什七八。巢與尚讓收余眾渡江東走。或勸巨容窮追,賊可盡也。巨容曰:‘國家喜負人,有急則撫存將士,不管官賞,事寧則棄之,或更得罪,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。’由是賊勢復振,攻鄂州,陷其外郭,轉掠饒、信、池、宣、歙、杭十五州,眾至二十萬。”

  公元880年,“黃巢屯信州,遇疾疫,卒徒多死,張璘急擊之,巢以金啗璘,且致書請降于高駢,求保奏;駢欲誘致之,許為之求節鉞。時昭義、感化、義武等軍皆至淮南,駢恐分其功,乃奏賊不日當平,不煩諸道兵,請悉遣歸,朝廷許之。賊詗知諸道已北渡淮,乃告絕于駢,且請戰,駢怒,令璘擊之,兵敗,璘死,巢勢復振。”

  同一年:“初,黃巢將渡淮,豆盧璩請以天平節鉞授巢,俟其到鎮討之,盧攜曰:‘盜賊無厭,雖與之節,不能止其剽掠,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,汴州節度使為都統,賊既前不能入關,必還掠淮、浙,偷生海渚耳!’從之,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。京師大恐。庚申,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。”

  唐王朝本來有多次機會,可以將他肅清,或者,將他招安,但政權到了垂死階段,文官武將,各懷鬼胎,終于坐看著一個私鹽販子要到長安坐龍椅了。

  891年:“[孫懦]于是悉焚揚州廬舍,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,殺老弱以充食。”

  893年:“李克用出兵圍邢州,辛巳,攻天長鎮,旬日不下。(王)镕出兵三萬救之,克用逆戰于叱日嶺下,大破之,斬首萬余級,余眾潰去。河東軍無食,脯其尸而啗之。”

  902年:“汴軍每夜鳴鼓角,城中地如動,攻城者詬城上人云‘劫天子賊’,乘城者詬城下人云‘奪天子賊’。是冬,大雪,城中食盡,凍餒死者不可勝計。或臥未死已為人所剮。市中賣人肉,斤值錢百,犬肉值五百。”

  906年:“時汴軍筑壘圍滄州,鳥鼠不能通,(劉)仁恭畏其(朱全忠)強,不敢戰。城中食盡,丸土而食,或互相掠啖。”(以上見《資治通鑒》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)

  ……

  重新翻閱一過中國歷史上的食人記錄,使我想起魯迅先生所寫的第一篇小說《狂人日記》,其中有主人公這樣一段話,實在值得深思的:“我翻開歷史一看,這歷史沒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‘仁義道德’幾個字。我橫豎睡不著,仔細看了半夜,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,滿本都寫兩個字是‘吃人’!”

  不管是以“仁義道德”的名義,理直氣壯地食人;還是以“革命”的名義,名正言順地食人,當然也包括那種連眉頭也不皺一下地咬人在內,所有打出來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實,不過是中國歷史上非人道,或反人道的全部惡行的遮羞布罷了。黃巢只不過是這樣的“革命領袖”之一,由此,便可知道中國人為了求得自身進步,數千年來,為這些“食人狂”所付出的代價,真是到了罄竹難書的程度。

  寫到這里,除了“夫復何言”的搖頭感嘆之外,還有什么好再說的呢!

  中國的知識分子,似可分為兩類:一類為大多數,屬于絕對不敢造反的一群,刀架在脖子上,寧寫悔過書,作深刻檢查,痛罵自己為王八蛋,高喊吾皇萬歲萬萬歲,也絕無站直了,任砍任殺決不低頭的氣概;一類為極少數,擾如農民中有流氓無產者一樣,文人當中也不乏個別的痞子型的知識分子,黃巢就是這種不甚安分的躁動強項一族。《新唐書》說他“世鬻鹽,富于貲。善擊劍騎射,稍通書記,辯給,喜養亡命”。

  前者,大多數舉子,不第就不第吧,落榜就落榜吧,頂多作一首“不才明主棄”的五絕,發發“怨而不怒”的牢騷而已。后者,如黃巢,就不一定咽下這口氣,“巢喜亂,即與群從八人,募眾得數千人以應(王)仙芝,轉寇河南十五州,眾逾數萬。”你不讓我當進士,那我就豁出一身剮,把你皇帝拉下馬。

  這點革命精神,應該肯定。

  宋朝的趙姓皇帝,在總結唐代失敗的經驗教訓后認為,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實權,不讓他們成為唐代節度使,動不動帶部隊開到西安灞橋,要中央政府聽他的擺布。二就是擴大科舉取士的錄取面,使知識分子得以成為政府一員的機會大大增加,免得他們心懷不滿,走向對立面。雖然,這也并非良策,地方官手無兵權,難以抵御邊敵,以致疆土日蹙;大量開科取士,政府冗員日多,只好坐吃山空。但兩宋三百年間,特大規模的流寇現象,具有全局性的農民起義,倒也未曾發生過,說明這樣的綏靖政策,未必沒有道理。

  黃巢似乎也明白這點奧妙,“士”這個階層,可得罪,也不可得罪。當你坐穩了江山,他們就成了豆腐,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但是,你尚未坐穩江山,或者,你江山有一點坐不穩的時候,他們就有可能將你視作豆腐,給你搗點小亂了。

  所以,“巢因民謠,有‘逢懦則肉師必覆’之語,遂戒軍中,不得害儒者。所俘民稱儒者,輒舍之。至福州,殺人如麻,過校書郎董樸家,令曰:‘此儒者’,乃滅火弗焚。”(清?趙翼《二十二史劄記》)當然,如果他果真以這樣的政策來籠絡知識分子,也許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來當過他部下的朱全忠,而早就是他了。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點耐性,等坐定了江山,再騰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來得及,也許不至于最后腦袋搬家。

  我一直懷疑,這句順口溜式的民謠,出自這位三流詩人的筆下,顯然是為他千秋大業著想。最初還真是像模像樣地做出了一些姿態,第一次進洛陽,“丁卯,黃巢陷東都,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;巢入城,勞問而已,閭里晏然。”第一次進長安,“民夾道聚觀,尚讓歷諭之曰:‘黃王起兵,本為百姓,非如李氏不愛汝曹,汝曹但安居無恐。’”

  應該說,這是一個頗為不壞的開頭,要是黃巢能夠堅持下來,也許真能成氣候。但是,他率領的農民兄弟,和原來就不是地道農民的流氓無產者,以及與他一齊亡命過的鹽販死黨,以及與他通聲氣的痞子型的知識分子,從金碧輝煌的春明、通化、延興三門,進入長安城,到達皇城中更為富麗堂皇的朱雀、承天門時,眼前的紅男綠女,花花世界,弟兄們一個個眼睛都直了。

  當然,首先將眼睛直起來的,應該是黃巢。

  從陳勝吳廣起,中國全部的揭竿而起者,所有進城的農民弟兄,眼睛都會直的。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解放前夕,讓全黨同志讀一讀郭沫若氏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,也是有這一份擔心在內。再看看如今挖出來的巨貪,若是查查他們的干部登記表,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,十之八九,都擁有極好的出身,極好的成分,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來,最后終于坐到了被告席上,拉到了法場上。

  現在回過頭去看黃巢帶進長安城的數十萬起義軍中,有官逼民反,不得不反者,有無以為生,鋌而走險者,有打家劫舍,盜掠成性者,有造反發財,投機倒把者,有匪梟亡命,殺戮為生者,這些勝利者總不能整日里在長安城的百貨公司里閑溜達吧?即使那一水兒被裹挾而從,失去了土地和家園,跟著黃巢廝殺過來的地道農民,又如何?總不見已上尊號為“承天應運啟圣睿文宣武皇帝”的黃巢賞賜下來的金銀財寶,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動手,豐衣足食了。

  于是,“寇”性大作:“居數日,各出大掠,焚市肆,殺人滿街,巢不能禁;尤憎官吏,得者皆殺之。”

  史書上稱這些在統治者縫隙間輾轉作戰的農民起義軍,為“流寇”。是中國人成則為王敗則寇”的成敗觀的反映,不能責備史書作者的勢利眼。因為,在“流”的過程中,兼而“寇”之的行徑,歷史上所有的起義軍,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過的。但奪得政權后,不“流”的同時,也不“寇”,或少“寇”,坐穩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。相反,超越不過這個“寇”字,也就只能永遠為“寇”了,歷史總是這樣懲罰那些太沉不住氣的進城農民弟兄。

  遺憾的是,黃巢和他的起義軍,始終也未擺脫掉“流寇”狀態,一路征戰過來,所經之地,旋即放棄,都是雨過地皮濕地一掠而過,既不派兵駐守,也不建立政權,而抱著吃大戶的迫不及待,去攻打下一個目標,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敗的結局。甚至拿下長安以后,居然不繼續派兵馬追趕逃亡的唐僖宗,而是忙于登基,忙于封官,忙于找女人充實三宮六院。那么,他的數十萬軍糧匱乏的戰士,有什么理由不去大“寇”而特“寇”呢?

  第二年,有人在尚書省門口,貼小字報,寫了幾句打油詩,嘲諷新任尚書的尚讓。此人也是一個鹽販子,立刻火冒三丈,估計一定是本部門的干部或門衛所為,全部拉出來,一個個都挖出了眼珠,殺死,倒掛在尚書省的大門口。鹽販子覺得還不過癮,下令把長安城中,所有能寫幾句歪詩的人,殺了個精光,不會寫詩但識文斷字的人,一經檢舉,統統去掃大街,刷廁所。這一場文化人的大清洗,三千多人掉了腦袋。

  從這次整肅以后,曾經被大齊皇帝聘為翰林學士的,做樣子也好,不做樣子也好的那位詩人皮日休先生,便不知下落。黃巢杜撰出的那句“逢儒則肉師必覆”的民謠,便成了一句徹頭徹尾的屁話。

  于是,廣明元年(880)十二月,起義軍攻占長安的入城式,在長安市史上,怕是最壯觀的一次,便成黃巢再也找不回來的美夢了。“白旗滿野,不見其際”,“舉軍大呼,聲振河、華”,“晡時,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,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于霸上。巢乘金裝肩輿,其徒皆披發,約以紅繒,衣錦繡,執兵以從,甲騎如流,輜重塞涂,千里絡繹不絕。”

  然而,以唐僖宗為首的統治集團,以及那些雖離心德,但也不愿意看到黃巢取而代之的將領、節度、實力派,反撲過來。廣明二年(881)四月,在官軍的圍逼下,黃巢曾經一度退出長安,倒有點不怕摔了壇壇罐罐、誘敵深入的勇氣,但是,再次攻占,首先他自己的流寇習性大發,“巢怒民之助官軍,縱兵屠殺,流血成川,謂之洗城。”索性破罐子破摔,再無入城時的長遠之想了。

  廣明三年,中和元年(882)四月,“諸侯勤王之師,四面俱會。”黃巢起義軍的形勢便走下坡路了。“時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,累年廢耕耘,賊坐空城,賦輸無入,谷食騰踴,米斗三十千。官軍皆執山砦百姓,鬻于賊為食,人獲數十萬。”黃巢從殺人到食人,大概從此開始,一開始便不可收拾。如果可以給這位革命領袖后來的食人罪行,稍加開脫的話,也只能說,誘使他走上這一步的,唐王朝的統治機器,是毫無疑義的教唆犯。

  人類的惡行,從來像癌癥的基因一樣,潛伏在社會機體之中。恰逢盛世,社會如同健康的軀體,有足夠的抵御邪惡的能力,縱使有個別或局部的惡,在受到抑制的條件下,文明、文化、道德、教育,能夠有力量戰勝惡的挑釁,即使構成一定程度的黑暗,其危害程度,不至于使歷史倒退。

  相反,一旦惡本質得到肆意釋放的機會,便如癌細胞的轉移擴散,整個社會處于失控的狀態下,黑暗壓倒文明,邪惡壓倒善良,腐敗壓倒良知,動亂壓倒秩序,那么,這個社會只能產生腐朽的政治,腐舊的思想,腐敗的官吏,腐爛的制度,腐蝕的文化,以及使得王朝覆滅的,從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惡的敗類。

  正是這樣的亂世,官方的敗類才能按肥瘦論價,賣活人給起義軍作食糧。隨后,黃巢更創造出來世所罕見的食人紀錄,自然與官方的啟發分不開。于是,這種反人類的罪行,便以不可遏止之勢,貫穿于整個唐末,直到五代。食人惡行之頻密發生,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。

  黃巢雖死,食人不止。公元九世紀末、十世紀初的中國,墜入空前的黑暗之中。

  887年:“戊午,秦彥遣畢師鋒、秦稠將兵八千出城,西擊楊行密,稠敗死,士卒死者什七八,城中乏食,樵采路絕,宣州軍始食人。”

  同年:“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,秦彥、畢師鐸大小數十戰,多不利,城中無食,米斗直錢五十緡,草根木實皆盡,以堇泥為餅食之,餓死者太半。宣軍掠人詣肆賣之,驅縛屠割如羊豕,訖無一聲,積骸流血,滿于坊市。”

  同年:“高駢在道院,秦彥供給甚薄,左右無食,至然木像,煮革帶食之,有相啗者。”

  889年:“楊行密圍宣州,城中食盡,人相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