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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世危圖:《清明上河圖》為諷諫皇帝?

導讀:《清明上河圖》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。為北宋風畫家張擇端僅存世的精品,屬國寶級文物。然而八百多年了,人們對這幅名畫做了多次研究,曾有人說:它不只是畫,更是文字,是一篇用意很大的文字。還有人說這幅名畫實為諷刺皇帝的,真實這樣嗎?

  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輝著書《隱憂與曲諫——<清明上河圖>解碼錄》,以他多年的研究,試圖解開北宋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(下稱“《清》卷”)內深藏著的歷史密碼。接受長江日報記者采訪時,余輝表示,《清明上河圖》雖然場面熱鬧,但表現的并非繁榮市景,而是一幅帶有憂患意識的“盛世危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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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細節·玄機>>>

  瘋狂的驚馬

  官馬遇黑驢受驚,隱喻了官民之間的矛盾,預示后面還將發生更大的險情。

  虛設的望火樓

  畫中的望火樓已擺上供休閑用的桌凳,樓中無一人守望,樓下兩排兵營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飯館,軍隊從事商業運作加劇了軍隊的腐敗。

  驚悚的船橋險情

  畫中描繪大船即將撞擊拱橋,纖夫奮力搶險,船與橋欲相撞,象征著畫中的社會矛盾到了高潮。

  嚴峻的商賈囤糧問題

  畫中繪有兩處裝卸工卸船的場景,但沒有一個督糧官和兵卒到場監運,顯然,所有的糧船中沒有一條是官船,這意味著朝廷丟失了國糧的儲運能力,揭示了潛在的官糧危機。

  慵懶的遞鋪官兵

  畫家在城門外附近畫有一戶宅院,門前坐臥著9個兵卒,或打瞌睡,或倦意明顯,慵懶的官兵使這座城市失去了保護。

  嚴酷的黨爭事件

  畫中兩處出現瀆文悲劇,車夫把被廢黜的舊黨書寫的大字屏風當作苫布,包裹著舊黨人的其他書籍文字裝上串車,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銷毀。反映了當時政治斗爭的殘酷和對文化藝術的破壞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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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撤防的城門

  畫中城門洞開,城防機構改成一家稅務所,城門前后、城樓上下無一兵一卒把守門禁制度已經徹底渙散。

  沉重的商稅

  城門邊,稅務官指著麻包說出了一個想要的數字,引起貨主們的不滿,一車夫急得張大了嘴嚷嚷了起來,吵聲之高,驚動了城樓上的更夫向下張望。北宋的冗稅制度激發了官民之間的對立情緒,這一場景象征著當時緊張的官民關系。

  侵街的商鋪和擁擠的交通

  卷尾,畫家描繪一個驚險的場面:兩輛四拉馬車急轉飛馳,橫沖直撞,路人尚未來得及躲閃;還出現臨時性的侵街現象,即在城門口有富人占道舉行殺黃羊祭路神送客的情景,足見城市管理之混亂,隨意性泛濫。(記者宋磊整理)

  畫中數十兵卒,沒有一個像樣

  余輝認為,張擇端在《清》卷里描繪出龐大的社會場面、豐富的生活細節,不可能是遣興之作。“他所表現的、特別是反復表現的事物必定是他強調的問題,畫中充滿了他對周邊事物的好惡和期待。根據他畫什么、刪什么,可洞悉到畫家的政治態度與思想。”

  《清》卷中,“望火樓”無人把守形同虛設,“潛火兵”的營房改為飯鋪,軍巡鋪改為軍酒轉運站,河道無人巡航,滿船的私糧在京師囤積,督糧官卻無影無蹤,城門無人防守,胡人隨意進出,士兵精神懈怠……“畫中繪有810 多人,涉及各行各業,畫中繪有數十兵卒和馬弁,其中竟然沒有一個像樣的兵。這樣的描繪重重地鞭撻了懶惰的宋軍。其絕妙的諷刺性構思體現出畫家‘狡黠’的個性、黑色幽默的手段,飽含了他對當時社會的評定和批判。”

  余輝指出,張擇端在描繪徽宗朝初年商業繁榮的明線背后,交織著另一條看似熱鬧卻令人心悸的暗線:通過表現驚馬闖郊市為伏筆,鋪墊出全卷矛盾的視覺中心,船與橋的險情和橋上文武官員爭道交織成的矛盾高潮,還有前后出現的軍力懈怠、消防缺失、城防渙散、國門洞開、商貿侵街、商賈囤糧、酒患成災等場景。張擇端以畫曲諫,提出對城防、安全、交通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憂慮。“張擇端充滿了善意,以曲諫的方式作畫,向宋徽宗告誡種種社會危機和國家隱患,以求及時挽回敗政。”

  懶散的兵卒

  稅務所門前,因稅款發生爭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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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膽諷諫惜未奏效

  張擇端在畫中大膽暴露危機、針砭時弊,是什么讓他如此毫無顧忌?“這種政治勇氣來自于北宋特殊的政治背景,即臺諫制度。”余輝說。

  北宋朝政從立國之始對諫者就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,這來自于宋太祖“文德致治”的基本國策。北宋的諫言方式,越往后越激烈,參與者也越來越多,不僅有朝官諫上,而且還有雜劇家、畫家等藝術家參與,以文學藝術形式進諫的現象成為普遍。

  與此同時,北宋后期,貧富對立、亡國危機日益凸現,一種怨憤的情緒蔓延全社會,形成了百姓仇官、清官仇貪的憤懣之情,也浸透在北宋畫壇、文壇中。“隨著矛盾不斷尖銳,文學藝術家更加大膽、直接地參與抨擊時政的言論,表達民怨,其中最大的藝術特性就是增強了諷刺的藝術手段。”

  余輝認為,《清》卷中的諷諫因素不是孤立的,是徽宗朝戲劇和文學通行的表現手法,這是當時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所默認的,從側面體現了北宋朝政對言路的開放程度。“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,要求官員們對他的執政提出意見,提得對的獎賞,提得不對的按大宋規矩不予追究。”

  “很遺憾,這件作品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”,余輝說,當時的宋徽宗迷戀精繪祥瑞和吉兆,他看出畫中用意,不愿收藏,只將該圖賞賜給外戚向家,“他又錯過了歷史給予的一次機會”。